体现出中国水墨绘画的艺术效果

北京保利2014春季拍卖将在6月1日拉开帷幕,地点在北京四季酒店。5月29日起,将在北京农展馆进行拍卖前预展。

甲午之春之于保利拍卖,可谓“春风得意”:保利文化(3636•HK)在港挂牌上市,以三年冻资之王的姿态踏出了中国拍卖行业迈向国际资本市场的第一步!而保利香港2014春拍也取得了逾11亿港元的历史最好成绩!这为保利拍卖在业内的地位又添加了两个强有力的注脚。乘此强劲势头,北京保利以饱满的信心于5月29日至6月8日在北京推出2014春季拍卖会

北京保利2014春季拍卖会将于5月29日开始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预展,6月1日至6日在北京四季酒店拍卖(邮品钱币于6月7日至8日在北京新保利大厦拍卖),届时将拍卖包括中国古代书画、近现代书画、当代水墨、现当代艺术、古董珍玩、铜镜、古籍文献、当代工艺品、珠宝钟表、名酒补品、科技古董、邮品钱币在内的数千件艺术佳品。

近现代书画:推出向六位大师致敬专场

此次春拍保利近现代书画的扛鼎之作是夜场中的向六位大师致敬专场,各专场取精致作品十件左右,并各有领衔之作:“水宕云闲——陆俨少重要作品专场”有陆俨少绘画生涯中罕有的巨幅实景山水《罗浮新颜》,此作为陆老1977年去江西井冈山为当地革命纪念馆完成绘画任务时所作,画面尺幅达到四十七平尺,取全景式构图,俯瞰视角表现罗浮小镇的生产生活实景,画面大气壮阔,与革命圣地的气势相契合。“云山泼墨——张大千重要作品专场”张大千泼彩山水精品《云壑渔隐图》系画家创作巅峰时期1969年所绘,泥金纸上自下而上山石耸立,极具北宋山水峻严憾人气魄,以自创的泼彩泼墨技法,石青石绿色彩渍染变幻,如云气般流动于山间,金色质地与青绿交相辉映,极具视觉震撼力,傅申先生对《云壑渔隐图》亦作过一番精彩鉴语。为农历马年推出的“骝奇绝代——悲鸿神骏专场”中,徐悲鸿《双飞神骏》得自于近代文化名人马衡家族的倾情支持,该作绘于1950年代,系画家为马衡之子马彦祥与云燕铭1950年结婚所作贺礼,以两匹骏马祝愿二位新人在事业发展上与日常生活中比翼齐飞,除此件外,马衡家族支持的于非闇工笔花鸟《朱顶红》将会在近现代书画夜场之中拍卖。“黄胄美术基金会推荐专场”则是继去年秋拍后与黄胄美术基金会第二次合作,以此推动黄胄艺术的研究、传播与传承,专场中黄胄《套马图》是画家1987年所作,画面尺幅约42平尺,场面宏大,气势磅礴,构图丰满,墨色浑厚,笔墨奔放潇洒,在其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此作的规格十分罕见,可以说是黄胄晚年创作精力最为旺盛,风格、技法最为成熟时期的一幅代表性作品。“谢稚柳、陈佩秋伉俪专场”则是向20世纪海上画派致敬的一个切入点,谢稚柳1947年所作《嫁妹图》,赠友人关德懋,构图以《虢国夫人游春图》为参专,衣着皆施以重彩,大量的白粉画出云气蒸蒸,敲锣打鼓,画面热闹非常。

除了这五个专场,近现代书画夜场还汇聚近六十件佳作,领衔作品当属傅抱石《二湘图》,此作为画家1954年所绘,上款人为画家好友徐平羽先生,画面满布随秋风飘舞的木叶,湘君、湘夫人缓行其间,其貌古媚,敷色明丽淡雅,在傅氏若干二湘图中,此图当是极妙者。齐白石《花鸟四屏》,白石老人以四季花鸟的形象,分别描绘春之牡丹白头翁、夏之荷花鸳鸯、秋之多子石榴绶带、冬之梅花煮雁,寓意吉祥。潘天寿1953年所作《竹石双禽》,取指画技法表现,墨彩纵横交错,构图清新苍秀,气势磅礴,趣韵无穷。张大千《山水人物十开册页》,包括人物、山水、蔬果题材,为画家八十岁时所绘,并有画家自题签,清新雅致。徐悲鸿《五禄图》、李可染《襟江阁》、于非闇《雁荡山鹧》等作品也是非常精彩,由十余件黄宾虹山水作品组成的“黄宾虹专题”值得期待。

古董珍玩:“大明·格古”专场青花重器领衔

“盛世大明,深韵格古”,明代是中国艺术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尤其是集合一流能工巧匠与艺术家们所共同制作的艺术品,其成就更是令人赞叹。永乐、宣德两朝,是中国青花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在装饰风格和釉料的使用上都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本次保利春拍古董珍玩“大明·格古”专场“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明宣德 青花折枝花果斗笠碗”及“明宣德 青花缠枝花卉纹碗”三件青花器可谓是其中的代表作。永宣青花以各式花卉、果实图案为饰,一方面是受帖木尔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符合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的观念,并寓意纯洁高尚。再者,永乐年间大运河的疏通和造船业的空前发达,使南北交流日益迅捷,帝国广大疆域内的各地四时花果齐聚于皇帝御前。故而岭南的荔枝、江南的枇杷、西北的葡萄、中原的石榴等,方能同时出现于永乐青花梅瓶之上。而明代初期的宫廷花鸟花继承了宋代院画的传统,永宣时期出现了一批专攻花鸟的宫廷画家,明宣宗朱瞻基更是雅尚翰墨,尤工花鸟。永乐时期工笔重彩的边景昭、宣德时期专攻没骨法的孙隆,这些供职内廷的宫廷花鸟画家影响了设计瓷器纹饰的内务府画师,并最终增强了增加了瓷器彩绘造型的艺术性与趣味性。在用料上,永宣青花官窑使用的独特西亚钴料“苏麻离青”功不可没。此种价超黄金的青花钴料的输入随着郑和船队的启程而始、停航而终,其踪影再未见于宣德之后的官窑青花器上,这种独特性,亦是造就永宣青花不朽传说的重要因素之一。润白细腻的瓷胎之上,至纯天珠,流淌着浓丽粹然的宝蓝色,零星而自然点染的铁锈斑,将之映衬得愈加高洁幽雅。亮艳的发色、晕散的线条、深邃的神韵,在点染勾勒中,体现出中国水墨绘画的艺术效果,细观上文所述的三件永宣青花器,其纹饰均以浓青料勾绘轮廓,再蘸上浓色抹画在纹样的暗部,然后用稍含清水的笔尖将青料洗染过渡到亮部,最后做局部修饰,使其装饰性更强。这种技法虽元青花已开始使用,但永、宣时期的效果更加分明,细小的笔触使色调的深浅浓淡变化更加明显,局部的纹样又具写实性,并淡化边缘线的界限,具有绘画中工笔写意兼具的意味,显得丰富多样。

纵观有明一代,统治者对宗教采取了宽容性的政策,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并重,这在艺术上也有所体现。“大明格古”“明铜鎏金真武大帝像”体现了明初帝王对道教的信仰;而“明永乐 甜白釉暗刻缠枝莲纹僧帽壶”作为西藏、蒙古等地的喇嘛教宗教器皿,体现了内地与西藏地区艺术文化的交流;“明永乐铜鎏金无量寿佛”则是一件明代初期官造藏传佛像;“明永乐 铜鎏金释迦牟尼坐像”则是为庆祝大太监李兴皈依佛门所铸,在研究宦官信仰上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明正德 阿拉伯文香炉”则体现了明武宗对伊斯兰教的推崇,记录着中国与伊斯兰文化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