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兜里遗址现位于海宁市海昌街道火炬村7组，遗址分为东西两区，其中遗址西区的主体现为东西长约70米、南北约40米、高出周边水田约1.5米的长方形土墩，遗址四至范围基本完整，小兜里遗址东区紧邻西区，也是面积与之相当的长方形土墩遗存，但东区已遭受取土破坏。

2009年海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文苑路北延工程涉及遗址西区，当年4-7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海宁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940平方米，清理崧泽－良渚文化时期墓葬十九座，出土陶、石、玉、牙、漆器等273件（组）。由于第一期发掘区的西部又规划为河道，2009年10月－2010年1月、2010年3月－7月，经国家文物局再次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小兜里遗址又先后进行了第二、第三期的连续发掘，发掘面积约1100平方米。三期发掘证明，西区遗址自崧泽文化晚期开始营建土台，并在土台上生活使用、埋设墓葬，良渚文化时期土台的拓展主要由西南向北部和东北方向进行。第二、三期发掘清理了崧泽－良渚文化时期墓葬三十三座、红烧土遗迹一处以及东西向的块石两列一排等重要遗迹。

红烧土遗迹A所依起始土台直接营建在遗址西南区域的生土层上，起始土台主体南北长约10米，东西现长约12米，边缘为缓坡或局部有土台阶，土台顶面有约8米见方范围较为平整。起始土台高1.6米，以T18西壁剖面为例，土台堆积可以分为六层，期间夹杂有烧结面三处，烧结面呈不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多层次，如T18的一处，长1.2米、宽0.6米，表面烧结呈褐色，但边缘部位与营建土层难以剥剔。与烧结面遗迹共时的有分别位于土台西、东两侧七座崧泽文化晚期墓葬，其中位于东侧的墓葬保存完整，计有埋设大口缸的大墓M35、M33两座、小孩墓三座，以M33的葬制最具特点。

M33墓圹南北长2.76米、东西宽0.85米，墓圹两端浅中间深，两端深0.6～0.65米，中间最深0.85米，墓主仰身直肢，盆骨部位高度明显低于头部和脚端。通过对于剖面的读识确认，葬具为一两端上翘中部凹弧的独木棺，形似独木舟。M33清理随葬器物九件组，其中大口缸位于墓圹东南角，墓葬填埋后再行挖小坑竖置后埋设，小坑依大口缸形制恰能容身；头端部位随葬带盖彩绘壶、盆各一；不明动物掌骨一副以及包含多颗小石英籽的骨器一件；墓主右耳廓部位隧孔珠、下颔骨部位玦各一；脚端另有一套带盖豆、鼎。

土台西部M46随葬陶器中的粗泥陶凿形足鼎的半圆形盖面上刻划有交缠于重圈圆的图符，是这一阶段相关资料的重要补充。

红烧土遗迹A平面呈长方形，北部为一印纹陶时期水井H1打破，遗迹南北长7.2米、东西5.4～6.8米，红烧土堆积最厚部位约0.2米，其中位于中心部位偏北的约4.8米见方面积的红烧土堆积下方地层呈黑褐色，厚约5-10厘米不等，显然是烧烤所致。红烧土遗迹近中心部位的烧土块大而坚硬，部分为坯料形红烧土，烧土中夹杂的陶片除了遗迹边缘部位有极少量外，余均为两次氧化，其中在遗迹北部出土有二次氧化的崧泽文化晚期盆一件、鼎两件。由于仅在偏北部位发现柱痕一处，该遗迹的具体性质尚不清楚。

与红烧土遗迹A共时的是位于南部的块石遗迹和东部的“草木灰“、陶片堆积面堆积。块石遗迹南距红烧土遗迹A约3.6米，红褐色火山岩块堆置为东西向的两排，宽约1.5米，现长约14米，块石与土台往南的所依拓展地层同时营建，应是以红烧土遗迹A为主体的土台南缘的界定。东部的“草木灰”、陶片堆积呈南北向的凹弧状，直接叠压在所依起始土台的东部M33等五座墓葬上，“草木灰”是有机质草、茎叶等碳化后呈黑色堆积的暂称，应非火烧后所致。陶片面堆积夹杂于“草木灰”间，主要为崧泽文化晚期大口缸、罐等个体的碎片，均集中分布，碎片的个体应可基本复原完整为整器，碎陶片面未发现有踩踏痕迹，陶片集中分布面积约3.5×4米。

位于红烧土遗迹A西东两侧、且均在表土层下开口的还有崧泽文化晚期墓葬各两座，其中位于东侧的两座墓葬M20、M21直接叠压在下层墓葬M35、M33的上方，是巧合还是有意原因不明。M20也是一座埋设大口缸的大墓，与M33不同的是埋设大口缸的小坑位于墓圹的南部，未打破墓圹，M20、M21随葬有玉纺轮和玉镯等崧泽文化阶段的重要玉器。

第二、三期发掘的良渚文化时期遗存主要位于叠压在北部的崧泽文化晚期堆积上，共清理墓葬二十座，，以M27保存最为完整。M27墓圹口南北长2.28米、东西宽0.82米，现深0.96米，是小兜里遗址墓圹保存最深的墓葬。墓内堆积分三层，层底均为凹弧状，其中墓主骨骸位于最下层的青灰色淤泥中，最厚约6厘米，结合凹弧墓底和淤泥堆积，判读葬具应为独木凹弧底棺。M27出土随葬器物十三件组，头端上方和脚端部位各有“耘田器”各一，头侧部位有带盖双鼻壶、盆等，下肢部位另有带盖鼎、罐等，最有特点的是高于墓底0.65米、且紧贴墓穴西壁的一侧置的完整红陶小盆，应该是葬具填埋后再行随葬的陶器，在良渚文化葬制中首次发现此类现象。

通过对于小兜里遗址的三期发掘，基本厘清遗址的主体堆积范围和堆积过程，遗址的最早于西部开始营建南北分割的土台，营建土台的部分堆筑土就地取土，土台之间的沟洼应该就是取土的所在，土台营建后的使用可以以土台边缘部位分布的呈斜坡状堆积的多层次夹杂淤泥的“草木灰”堆积以及相应埋设的墓葬为标识。整体上，小兜里遗址的土台营建、使用和废弃堆积之后的拓展主要面向东部和东北方向，第一期发掘的以M2、M5、M6和M8、M14等墓组为代表的遗存即是土台由西向东拓展营建之后的代表性遗迹。约至于良渚文化中期阶段，小兜里遗址最后形成一个南北长约60米、东西跨约40米的长方形土墩型遗址，这类遗址的聚落形态在浙北嘉兴地区的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中期阶段十分典型。

小兜里遗址经过2009-2010年度的三期考古发掘，丰富了浙北嘉兴地区该时期的聚落考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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