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配合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下，自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商丘市文物管理局联合对汴河遗址商丘南关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汴河遗址商丘南关段位于商丘市睢阳区古宋办事处老南关村和叶园村一带，北距商丘古城（明清商丘县老城）约3.8公里，距唐宋时期宋城（北宋时期南京城）遗址约2.5公里。

2008年商丘市文物部门首次大规模考古勘探寻找古代运河遗存，以商丘古城南老南关村为中心，初步发现并确认运河故道约10公里，河道大致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河道内均为淤泥和淤沙堆积层，河道底部最深处距地表约21米。

2011年夏秋，为更加准确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商丘古城南古代运河遗存分布概况和堆积情况，也为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做准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使用地质探机在以叶园村为中心的4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勘探。勘探时，从地表以下5米开始用岩芯管钻探提取柱状土样，土样直径10厘米，探孔深度一般为15米。共完成探孔近200个。钻探表明，在距地表深约12米处，普遍存在一层厚约1米的包含有较多料礓石的黄灰色黏土地层（碳酸钙盐积聚层），应为古土壤层，古土壤层以下为细淤沙沉积。在距地表10米深左右，叠压在料礓石结膜层上，均见有厚度在2米左右的富含腐殖质的黑灰色或灰色黏质土文化层，文化层依据土质土色等的区别，又能分为若干小层，几乎每个探孔的文化层中均出土有商周至宋代的砖块、瓦片、陶器残片、瓷器残片、动物骨骼残块等遗物。各处文化层厚度不等，包含物多少亦不同，以武庄、大郭庄村区域文化层最厚，遗物最多。文化层以上为淤泥淤沙层。钻探发现了两处河湖状遗存，其中武庄与大郭庄村之间为古运河故道。

在多次考古勘探工作的基础上，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在武庄村南，运河故道北岸，正式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000多平方米。发掘清理出了一段长约120米的运河河岸及3000平方米伸向河道内的突堤遗存。清理出的河岸遗存地面距地表深4.2～5.2米，突堤南向伸进河道内南端最高，向北逐渐变低，形成一个高差约1米的缓坡；遗存面上见有丰富的砖、瓦、陶瓷器等各类遗物。清理出的河岸高度约9米，均为夯土筑建，土质坚硬，结构致密，土色呈黑灰色，具有一定的黏性。夯土内砖、瓦、陶器、瓷器、炭灰等遗物十分丰富，特别是上部夯土中夹杂有呈层状铺垫的砖瓦碎片层及红烧土层。从河岸夯土堆积情况看，河岸有至少两次明确的加高过程，每次加高高度约在1.5米左右，在不同时期加高前的河岸地面中还清理出有不同的遗迹，如砖砌排水道、井状遗迹等。另外，在较早的河岸夯土层中，清理出1件器高和最大腹径均为60厘米的保存完整的青瓷罐，罐上口还盖有一个黑釉瓷盘，这两件组合一起的器物显然是有意埋入夯土内的，器内不见成形遗物，其埋藏意义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012年6月至2012年12月，为较为全面和准确揭示该段河道的宽度及河岸遗存性质，在大郭庄村东和大郭庄村北两个地点，又分别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面积有限的考古发掘。在大郭庄村东发掘的目的是揭示汴河南岸遗存的保存状况和特点。在大郭庄村北发掘则是要完整揭示汴河故道的宽度。

通过上述三个地点的考古发掘，对该区域的运河遗存概况有了一些较为明确的认识。从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等判断，发掘清理出的河岸遗存，主要建筑于唐宋时期，废弃于金代。发掘区域的运河故道当为唐宋时期的汴河遗址。由西到东，汴河河面的宽度近60米，大弧度地呈喇叭状扩大到150米以上，在南北两岸形成了较大的港湾。发掘区域的北岸均直立陡峭，夯筑而成，夯土内及河岸面上砖瓦等各类遗物数量众多。汴河南岸东部河岸相对不够陡直，夯筑不够致密，土质较为纯净，包含物较少；西部河岸则夯筑较为致密，夯土内包含遗物丰富，河岸面上各类遗物出土也很丰富。发掘揭露出的河岸形态，不同于一般河段河岸的梯形河堤形态，也非堆筑而成，具有人工运河码头驳岸的形态特点。突堤部分可能为汴河北岸码头区域的一部分，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作用，例如，作为大桥的突出夯筑基础，目前尚难有结论。河两岸均高出当时地面2～5米，地上河特征已较明显。发掘区域及发掘区域以西，结合考古勘探的情况和文献记载，推测应是唐宋时期宋城南汴河的“河市”区，发掘区域为“河市”中的码头区。

这次为探寻和揭示古代运河遗存而在商丘古城南关区域进行的考古工作，是首次在高地下水位的豫东黄泛区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勘探和发掘。考古勘探中综合运用了洛阳铲、普通钻机、液压地质探机、探锥等多种工具和方法，较好地达到了探查地下文化遗存内涵和地层堆积的目的。

目前已完成的考古工作，相对于十余平方公里的商丘南关运河遗址区来说，无论是考古勘探，或是考古发掘，面积都十分有限，但已经取得的阶段性考古成果无疑是新颖、丰富和珍贵的。考古清理出的汴河河岸仍然保存着最后使用时完整形态，这就为真实了解商丘南关隋唐至北宋时期通济渠（汴河）段河岸形态、使用分期、河道变迁、疏浚历史，“河市”码头区河岸的建筑方法、加固方式、加高过程、用料选择，以及河岸码头的道路分布、功能分区和河岸突堤的功用（可能包括运河上桥基夯筑方法、大桥跨度）等方面首次提供经科学发掘的全新的考古实物资料，可以与丰富的关于汴河的历史文献记载相印证，为隋唐至北宋时期中国大运河发展历史的研究增添重要的考古材料，，同时，也为今后商丘南关运河遗址区的保护和展示提供基础性科学资料。

转载请注明出处。